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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这个题目我写了三篇,还有两个分别是博尔赫斯和卡佛的,下次打好再发上来。还有,这个作文老师给好了结构,我用零碎时间按结构分成一部分一部分去写的,结果现在拼凑起来,发现段与段间的衔接很成问题。
我喜欢的一位作家 《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拿着题目,准备着手,发现并不如我想象中的好写。我问自己,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我不知道。我想我喜欢的作家大概一百位左右吧。而且我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只要这个作家有一些篇章令我兴奋,我就会喜欢他的。一般来说喜欢他的一部作品,我将会爱屋及乌地去阅读他其它的小说。即使其它的小说不一定那么出色了,我也会仔细阅读的。因为我认为一位写出过好作品的人是不会没缘故地写出一本烂书的。 所以,容我将题目该为《我喜欢的一位作家》。 接下来的就是写谁的问题了,既然我无法做出决定,那就使用抽签吧。哦,卡夫卡?那就写他吧。 卡夫卡,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尤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一所国立德语文科中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1906年被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1908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17年患肺病,1922年因病离职,1924年病势,终年41岁。 卡夫卡仅活了41年,从他1903年开始写第一部作品《一次斗争的描述》到他逝世前1924年完成的《女歌手约瑟芬》只有21一个年头。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始终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三篇不算长的长篇《失踪的人》,《审判》,〈城堡〉和一些中短篇。也就是这些作品为卡夫卡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我也被着这些篇章深深吸引着。
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光棍布鲁姆忐忑不安地与两只蓝白间条的赛璐璐小球作斗争;或者,一个人以表演饥饿作为一种艺术。这些故事我早在4,5年前就知道了。如果说今天它们仍然对我有什么价值,吸引我再次去一字一句地阅读它们,如同今天还有无数人一字一句地阅读卡夫卡一般,那必然是因为它们恰恰表明了小说是如何在我们的世界中产生作用的。 K早上睡醒后,本该给他端上早点的厨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陌生男人,宣称K已经被捕。而事实上没有人告诉他,甚至K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被捕了,这是确实的,但是并不禁止你去办事,也不阻碍你继续过正常的生活。”监察官的话是有趣的:一个人被捕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强制他做什么,或者限制他的自由。这样的一种情景对于任何一个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小说家而言都是充满诱惑力的,我相信卡夫卡写作的起点也正是在这里。 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呆板,难以理喻的。我们身处其中,并非理解,而是习惯了这样一个世界。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世界与人的关系,以一个现实的小小变化作为契机——比如一次莫名其妙的被捕,自动跳动的小球和在流放地处决犯人的不可思议的机器——让人突然感到世界对他而言是全新的,他必须动用所用的智慧和感知力方能加以理解。“一个人被捕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强制他做什么,或者限制他的自由”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假设,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也一直充斥着监视,审判,以及由此而来的犯罪感和屈从。这些都以一种公开但是又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存在着,小说则借由或鲜明或晦涩的意像来提醒人们注意到时常被他们所忽略的事物。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读完了卡夫卡的小说后惊呼:“他妈的,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他看到了一个由卡夫卡开启的小说的新领域:不是“与社会身份登记处竞争”,而是“越过真实性的疆界”,并且“并非为逃避真正的世界(用那些浪漫主义者的方式),而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它。” 博尔赫斯所说:“小说必不可少的非现实因素”意义大致也与此相同,这个原则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小说。
窗 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被背叛的遗嘱》中这样写道:“卡夫卡小说中打开的窗朝着托尔斯泰的风景;朝着这样的世界:那里的人物即使在最残酷的时刻,仍保留着决定的自由,他把这个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给了生活,这个不可估量性就是诗的源泉。”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小说的诗意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以任何名义也不能对小说的丰富性加以取消。 卡夫卡用他的《审判》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运用毫不娇饰的素材来写就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小说中,没有什么是超现实的:人不会被一块巨大的玻璃一截为二。恰恰在布勒东的反面,卡夫卡用日常经验构成了诗。 小说的丰富性注定是由日常经验所支撑的,它往往是我们透过小说的虚构本质触摸真实的通道。就在前一刻,K还在为突如其来的指控而烦恼,他赶到法庭所在的小镇上,然后卡夫卡突然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他旁边一个没穿鞋子的人,坐在板条箱上看报。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晚跷跷板。一位面容憔悴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看着K,水则不断流进桶里。”请注意,这不是简单的环境描写。这是一个人,他受到了指控,必须赶到法庭为自己辩护,他处于焦虑和不可知的危险之中——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停下来,看,并且看到了这个场面。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扇窗向K,也向读者敞开了,通过这扇窗,我们有一瞬间似乎从恐怖的审判下逃脱了,获得了自由。而后窗再次关上,K又被审判卷走。 日常经验构成小说的丰富性,另外值得一说的例子是《审判》中:K偷偷去敲布尔斯特纳小姐的门,没有人回应,于是K便蹑手蹑脚把门推开,当他重新关上房门时,发现餐厅的门开着,而蒙塔格与上尉一起站在门口讲话,他们把声音压得极低,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注视着K。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城堡》土地测量员K和弗莉达做爱的场面,被克拉姆的叫声中断,弗莉达对克拉姆喊道:“我和土地测量员在一块儿”然后,在他们上面,柜台上,两个侍应生坐在那里,整个这段时间,他们都在看着两个人。 昆德拉称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经验的真实性,而我看来则相反,难堪和被注视,恰恰是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小说中这些窗口正是由一系列的经验所组成,它们唤起观众心灵中某处隐秘的记忆。只有通过这种触痛,世界真实的一面才在我们面前奇异地展开了。
玩 关于《审判》最著名的案例:人们一开始读卡夫卡时,脸上总是一副悲剧面孔,后来听说卡夫卡把第一章读给自己的朋友们听时,把他们都逗乐了,于是人们也强迫自己去笑,却不知到底为什么。 前几天我上网时,看到有人提出不喜欢昆德拉的理由:因为他过于卖弄理论。我想那也许是源于阅读上的疏忽。对此麦克尔-伍德有很精辟的论述:“昆德拉的幽默常常隐蔽得几乎难以察觉,人们很容易将他与哲学玩的游戏误认为是哲学本身,我们不难想象,许多研究著作将反复地照字面解释他的思考文字,理不清它们的上下文并遗漏其中的反讽。”有趣的是,昆德拉自己对于卡夫卡的小说也做过类似的解释。卡夫卡的小说是嘲讽的,与讽刺不同,嘲讽不是要把对象变得可笑,嘲讽是玩儿,嘲讽是“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 卡夫卡在跟读者们玩儿,他让人变成甲虫,让小球自由跳动,把嘲讽隐藏在文本中,只露出一小段线头。人们眼中的卡夫卡,是一个阴郁沉默的人。但是他的小说却并非如此,就如同他坚持自己的工作不应该和文字有任何的关系一样。 嘲讽是一个人得以面对世界的方式,当卡夫卡的嘲讽和昆德拉的嘲讽相遇并同样受到大多数人的误解的时候,我不禁要微笑起来:如今人们拥有太多的强烈的官能刺激了,他们满足于应激模式,而没有工夫再去仔细辨认嘲讽的存在。要知道仅仅罗列事实就足以制造喜剧效果,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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